“車殼疊車殼、玻璃疊玻璃、引擎疊引擎、座椅疊座椅、輪胎疊輪胎。”《羅馬周刊》女記者帕特里齊婭·瑞達說出自己的理解。

        事實上如果從“記憶體”的角度而言，作為“一段破碎的記憶”，相似記憶碎片的疊加，理解起來要更加容易。

        “那么，可不可以用長度來衡量。”獨立調查女記者阿瑪利亞·帕薩拉卡換了個角度來思考：“比如309大巴，長9米，有9排座椅。粗略認為前后兩排座椅間隔1米。那么一米長的車身能不能作為拼貼的參照呢？”

        “應該不可以。”吳塵笑道：“雖然兩點之間，直線最短。但兩點之間，并非直線最快。而且兩點之間還有無數條曲線。如果這條‘一米長的車身’無法每次拼貼時都拉成最短的那條直線的話，長度也是失去了參照的意義。”

        “您說的對，指揮官先生。”阿瑪利亞·帕薩拉卡顯然是理解了。

        熱切的交流是緩解緊張心情最簡單的方式。

        尤其是直面和自己“一個模子刻出來的”的鮮活面容，新登車的幾位時代女郎實在是無從懷疑。

        “指揮官先生，要試試5×拼貼嗎？”可可建議。

        “為什么不？”見時機已到，吳塵當然不會反對。

        “指揮官先生，我覺得不妨等一等。”女工程師時本，有自己的想法：“如果從‘動力性’、‘操控性’、‘舒適性’、‘防御性’、‘擴展性’、‘多功能性’等等，汽車各方面的性能來看的話，每次拼貼會不會都能附加一個‘性能’？”

        “啊……”吳塵頓時醒悟：“也就是錄入‘詞條’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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