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老板擰開杯蓋，喝了一口茶：“再后來改革開放，重建公安局，要審查WG期間進入公安隊伍的人員。

        做過壞事的要處理，不適合在公安系統干的要調離。你們所長沒做過壞事，沒辦過冤假錯案，還保護過好幾個老干部老同志。

        審查時好幾個老干部幫他說過話，也就沒被調離。但不可能被重用，畢竟時代變了，聽說有規定，像他這樣的干部要限制使用。”

        難怪指導員話的只說一半，原來徐三野雖然上過北大，但不是考進去的，而是特殊時期的工農兵大學生。

        黃江生十幾歲時戴大紅花，被敲鑼打鼓送北疆去做知青，回去之后跟勞改犯似的被人看不起。

        徐三野的學歷乃至經歷比黃江生更尷尬，甚至被打上了政治標簽。

        用吳老板的話說時代變了，那會兒越風光，現在就越落魄。

        韓渝正不知道該說點什么好，吳老板感慨道：“他小時候就是村里的孩子王，后來又做民兵營長，脾氣大，說一不二，八四年嚴打得罪了好多人，從刑偵隊長被調到新海做派出所長。

        今年春天，一個副鄉長裝作喝多了，調戲一個漂亮的女教師，好像是強奸未遂。落到了你們所長手里，自然不會有好果子吃。”

        韓渝低聲問：“后來呢。”

        內容未完，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