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這個時候，他們自然不會出來拆自己的臺。

        其實，許國的質(zhì)疑，他們何嘗沒想到，就算當時沒反應(yīng)過來，可這個時候也早就想到了。

        只不過他們選擇默不作聲，或者說等待時機。

        “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句話出自宋太祖趙匡胤，也的確是宋代政治的典型特征。

        在中國古代史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既是政治術(shù)語，也是這一個“歷史的說法”，有明確的史料支撐，是對宋代政治生態(tài)的高度概括。

        這種“共治”的形成既非偶然“特例”，也非后世誤讀，是宋代統(tǒng)治集團主動構(gòu)建的政治邏輯與制度實踐的結(jié)果。

        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quán)”后，明確提出“重文抑武”的治國方針，他曾立“誓碑”于太廟，其中一條就是“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雖未必是原始文本，但反映了宋代對士大夫的保護傳統(tǒng)。

        到了宋太宗，更直接宣稱“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場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

        士大夫的確參與了實際政治運作。

        有宋一代，士大夫不僅是官僚體系的執(zhí)行者，更是政策制定的核心參與者，除了日常政務(wù)、經(jīng)濟政策、土地政策、國家變法之外，國家邊疆政策、對外征討、都是以文御武，這在宋仁宗之后表現(xiàn)的非常明顯。

        宋代通過科舉、監(jiān)察、言官制度為士大夫“共治”提供制度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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