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見他如此滑稽，頓時余怒散去，慢慢將寶劍入鞘，繼續忽悠道：

        “神宗年間的援朝抗倭傷及了國本，才導致遼東建虜的崛起，西北土蠻和西南土司更是趁機作亂。如今我朝尚有一戰之力，可他日國力衰竭，北有游牧騎兵，西南有偏遠土司，東面有倭國，沿海有紅毛夷，可謂四面楚歌。”

        孫承宗在下面站了大半天，本以為黃五部出面可以讓小皇帝收斂一些，沒想到他越發肆無忌憚，終于忍無可忍的說道：

        “圣上居安思危本是朝廷之福，只是建虜和準格爾已被犁庭，再無死灰復燃之勢，北方游牧部落內遷后業已安定下來。如今沿海的夷王已被熊文燦和蔣德璟生擒，我大明朝國威日盛，何來危機四伏之說！”

        孫承宗明捧暗諷，朱由校心知肚明，但對于自己的功績還是有些飄飄然，竟然厚顏無恥的擠出一絲笑容，假裝客氣的說道：

        “這些都是浮云，愛卿不必放在心上。幾次大戰下來，萬里邊疆埋了無數的忠骨，朝廷的家底也折騰一空，午朝時要重新捋一捋財政狀況，部署下一階段的計劃?！?br>
        根據新政的改制，早朝只宣布一些重要的決定，具體的決議會在午朝時單獨與內閣、軍機處的要員討論，最終由皇帝拍板，但是這種高度集中的君權并不代表皇帝就可以為所欲為，尤其是涉及大政方針的時候，勤政殿內也會吵得唾沫橫飛，四處塵土飛揚。

        經過幾天的爭吵，天啟三年大明朝的家底終于理出了一個大概的脈絡。隨著以工代賑的實行，國內的基礎設施得到極大的改善，無論是正常的生產還是抵御災害都有質的提升。一條鞭法和攤丁入畝一方面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另一方面刺激了拓荒和生育的積極性，加上水利狀況的好轉，全國的良田增加了數十萬頃。另外，花生、土豆、地瓜、玉米、豆角等農作物也在山東、河南、關外推廣種植，配合傳統的小麥、水稻等可實現兩年三熟，這讓土地的產出更為富庶。

        商業方面，朝廷不僅大量修建馳道和驛站，還取消了各地之間的關卡，官道上載滿貨物的車輛來往絡繹不絕，不僅帶動了手工業的發展，也增加了國家的歲入。隨著內地商業的繁榮，對外貿易的貨物也開始增加，尤其是上海自貿區內聚集了世界各地的商人和工匠藝人。

        軍事方面，雖然朝廷接連打了幾次大仗，但是后續的軍費開支卻節省下來，使得國家可以集中財力普及新式火器和戰船，這種裝備和技術上的優勢又減少了冗繁的人員編制，明軍真正的成為近代意義上的作戰單位。

        如此看來小冰川時期對明朝的影響已經降至最低，中原地區不但沒有倒退，反而在新物種和貿易的推動下快速增長，這使得朝廷的歲入能夠持續增加，另外還有礦稅、增值稅、關稅等以及海外貿易的利潤，一年的全部收入接近一千萬兩白銀。這是一筆非常可觀的賬目，但是朱由校知道相較于晚清兩、三千萬兩的歲入，明朝的潛力還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明朝不需要對外割地賠款，也不會讓國民吸食鴉片，除去例行的開支外，這些錢將全部用于基建、教育、科技、國防等重要領域，從根本上提升中華民族的素質和軟實力，爭取在半個世紀內實現大洋爭霸的勝利。

        俗話說有錢好辦事，朝廷也是如此。為了多爭取預算，內閣和軍機處天天吵吵，搞得朱由校經常插不上嘴。韓熀、黃克纘和楊漣等六部大員認為國家剛經歷了幾場戰亂，應該繼續加大對農業和手工業的扶持力度，苦練內功恢復生產，增加土地和人口，這才是長治久安之策。孫承宗和熊廷弼等軍機大臣則認為戰事雖停，但隱患尚在，關外和西北仍需要部署大量的軍隊維持秩序，東南沿海也要增加水師的規模，才能完成御敵于國門之外的戰略目標。

        趁著這幫老家伙喋喋不休之際，朱由校連續召見了毛文龍、蔣德璟，以及原十八芝成員洪旭、甘輝。這些人都深諳海戰，多次在海上與倭寇、西洋商人、海盜等作戰，具有超高水平的指揮能力和戰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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