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德川幕府的輕視，朱由校心里并不好受，為此他決定加快落日行動的實施，并在國內進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重新統計朝廷的賦稅。

        按照明朝的制度，賦稅本屬于戶部負責，但韓熀身為內閣首輔自然要第一個站出來表態。這幾年他從吏部的一個小郎官爬到首輔的位子，完全是出于朱由校對他的信任，他也沒讓朱由校失望，主持內閣以來鼎力支持新政，對賦稅和財政早已了如指掌。

        “啟奏陛下，上次統計的在籍人口有六千一百五十五萬，耕地一千七百四十九萬百畝，經過篩查發現存在很大的漏洞，天啟四年實際人口為一億三千多萬人，耕地兩千八百多萬百畝，具體的數據需等匯總關外和西北以后才能確定。

        歲入的情況也存在嚴重的貪腐，太祖、成祖年間鹽稅每年有三百萬兩白銀，到了萬歷四十年只有不到六十萬兩，臣建議派出欽差調查此事。此外農業賦稅已經超過四百萬兩，商業稅和礦稅接近三百萬兩，如果再按陛下的要求追加三餉，臣粗略的核算了下為一百五十萬兩，這樣當年的歲入至少有九百萬兩。

        已經做了四年皇帝的朱由校當然知道九百萬兩白銀的價值，但這遠不能支持一場大規模的戰役，要想順利的實現落日行動就必須保證歲入穩定增長。不過鑒于崇禎的教訓，農業賦稅不能再多了，否則遇到災害百姓會揭竿而起，于是問道：

        “追加三餉后各地的商人有什么反應？”

        韓爌知道皇帝是擔心商人會暗中對抗朝廷，大戰之前穩定壓倒一切，必須保證全國上下能夠團結一致。好在這些商人在重商主義的政策下獲得巨大的紅利，繳納的那點銀子不過九牛一毛，所以并未出現不和諧的聲音。

        “回陛下，推行新政以后各地取消關卡，拓寬馳道，增加驛站，大明境內基本實現貨通天下。商人們從中得到了豐厚的回報，對于增加的賦稅都是按時繳納。”

        朱由校心想商人重利輕義，未必會從大局考慮自己的得失，但韓熀既然已經說的信誓旦旦，自己必須做到用人不疑。考慮到這點，他轉頭向魏朝問道：

        “今年的織造局的利潤能有多少？”

        由于明朝的海外貿易由應天府主導，魏朝自然成為皇帝身邊的紅人。他原本被魏忠賢和客氏發配到了子凈軍，后由朱由校出面解救，并安排到了應天織造局主事。在他眼里皇帝就是他的再生父母和唯一的靠山，所以掌管外貿后從沒有讓朱由校失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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