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是國喪期間，朝廷上下又在緊張的備戰遼東，左戰下旨除了準備祭祀的殿里，宮內一切從簡，偌大的紫禁城空空蕩蕩，北方呼嘯格外冷清。

        勤政殿內，左戰不敢有絲毫懈怠。目前朝廷的主要政務是平定遼東、賑濟災情，案幾上的奏折堆積如山。這幾年各地天災人禍不斷，西北有旱、蝗，中原有洪澇，東南有海盜，地方官吏紛紛要求減少災區賦稅，調撥糧餉，賑濟災民。東林黨則一如既往的反對重開礦稅、增加商業稅費，建議將遼東軍費分攤到各地百姓頭上。

        左戰明白現在重商主義還在萌芽階段，農業和手工業才是大明王朝的立國之本，而農業的根本則是農民和耕地。明朝歷經二百多年，土地兼并已經非常嚴重，各地藩王和豪強不僅大量侵吞農民的田產，還隱瞞數目來逃避賦稅。地方官吏為了完成歲入的指標，不斷增加農民的負擔。

        在正常的光景下百姓還能艱難的維持生計，碰到天災人禍就要變賣土地。如此循環中，朝廷的賦稅不但越收越少，各地的流民還越來越多，最終使得農業荒廢，朝廷赤字逐年增加。

        想清楚這些，左戰果斷的批準了各地要求賑災的折子，然后將東林黨的建議扔到垃圾筐內。對于那些措辭強硬、言語激烈的大臣，由魏進忠出面羅列罪證，抄沒家產。葉向高等人本想聯名抗議，可是如今大戰在即誰也不敢動搖軍心，況且那些被抄家的東林黨人的確是罪大惡極，只能暗中聯絡，互相袒護。

        左戰之所以敢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剔除弊政，絕不是急功近利之舉。經過近四個月的的磨合，他先后重組內閣和司禮監，又設置軍機處，軍政大權都集于一身。為了籌集資金，他暗中變賣內藏庫的珍寶古玩，很多政務能夠繞開戶部的刁難，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更重要的是，他已經弄清楚了明朝的派系，將他們分為君、臣、勛、貴，以及宦官和商人集團。

        君權就是皇帝的權力，明朝的頂峰是在朱元璋和朱棣期間。朱元璋不但有空印、胡淮慵、藍玉等大案，還廢除近兩千年的丞相制度。他底下的官吏上朝如上墳一樣沉重，早上出門前都得跟家人做一番生離死別，雖然這多是滿清的污蔑，但也反映了當時君權的強大。朱棣靖難登基，遷都北京徹底弱化了江浙、淮西勢力，增設東廠監視群臣，君權達到頂峰。

        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土木堡之變后勛貴沒落，臣權開始成為重要的政治力量。嘉靖時代的大禮儀之爭，標志著君權開始受到臣權的挑戰。夏言、徐階、高拱、張居正，都是臣權的頂峰人物，一度壓過了皇帝的風頭。比如萬歷私生活糜爛，揮霍無度，張江陵等人就給他設定了每月的消費標準，超出部分概不支付。此例已經成為制度，如今左戰的花銷也在執行這個標準，君權的衰落可見一斑。

        臣權是指士大夫階層的權力。由于朱元璋是放牛娃出身，對地主階級和官僚階級極端仇視，所以早期的臣權就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專干臟活累活。隨著皇帝們越來越懶，司禮監走進權力中樞，與內閣互相制衡，大家相安無事，和平發育了近百年。到了張居正時代，臣權達到頂峰。有馬屁精稱贊他為明朝的丞相，人家卻驕傲的說：“吾非相，乃攝也”，意思是說丞相算了屁，我是攝政。

        當然，張居正乃一代名相，一條鞭法名垂千古。本人也是他的推崇者，潛心研究時發現他的一個重要的疏漏。由于他的勢力過大，很多人都站出來反對，他對于這些反對人一視同仁：全部卷鋪蓋滾蛋，這其中也有他的心學同門。他死后，四分五裂的臣權開始結黨，比較著名的有東林黨、楚黨、浙黨、齊黨，還有“九千歲”麾下的閹黨。這些黨派在明朝末年爭斗不休，一直到南明滅亡。

        勛權指的是武將集團，開國之初極盛一時，比如朱元璋封的幾個公爵都是武將韓國公李善長雖不是統兵的將領，但屬于作戰參謀和后勤部長。朱棣靖難后大肆封賞，也只有武將能夠獲得公爵。土木堡以后，武將全軍覆沒，集體退居二線。各個將領不但受文臣的節制，還要接受太監的監督，完全失去了軍隊的指揮權，這也是薩爾滸失利的重要原因。

        所謂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真理都在大炮的射程內。左戰要想中興明朝，就必須提升武將的地位，恢復他們的指揮權，所以他才將孫承宗、熊廷弼這樣的軍事將領安排到關鍵位置上，又發布求賢詔破格提拔年輕將領，勛權開始得到有針對性的扶持。當然，隨著軍機處的設立，武將的任命和軍隊的調動都由左戰直接負責，間接的加強了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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