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位重要的思想家黃宗羲，是中國歷史上研究賦稅制度最深入、最系統的學者，沒有之一。他曾指出賦稅制度的“三害”：

        “或問井田可復，既得聞命矣。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后可？曰：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

        這就是著名的黃宗羲定律，對新中國的并稅式改革非常有啟發，至2006年1月1日，存在兩千多年的農業稅被廢止，彪炳史冊。

        左戰想見賢思齊，但任何改革都要立足于當前的國情。十七世紀二十年代初，明朝雖然出現了早起的資本主義萌芽，但僅限于東南沿海的紡織業，大部分地域還是以農業生產為主，這也是朝廷賦稅的主要來源。

        新內閣第一次會議的重點就是要聚焦三農，楊漣雖然位列后補委員，但性格直率，眼見自己的副手周嘉謨入閣參政，多少有些不平衡，緊跟著說道：

        “啟奏圣上，周侍郎的提議非常好，但還需要斟酌。各地災情不盡相同，有些地方受災輕，當地的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只要賦稅減免就能自行渡過難關。有些地方受災重，當地的條件惡劣，即便減免賦稅也不能解決問題。如今各地旱澇交替，耕地大量荒蕪，老臣建議在減免賦稅的同時，在全國范圍內重修水利，組織流民開墾荒地，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

        左戰心想楊漣不僅脾氣大，性子也急，但他是移宮案的第一功臣，自己多少還是要給面子的。可規矩不能破，候補委員是不能發言的，便委婉的說道：

        “楊愛卿補充的非常好，明卿要虛心向自己的領導請教。這樣一來方案就會增添一項內容，朕多給你一天時間，后天報給朕審核。”

        楊漣雖然出自東林黨，但性情坦率，嫉惡如仇，做事幫理不幫親，惹得朝廷內外的官吏怨聲載道。可他偏偏是皇帝的寵臣，眾人只好躲著他。左侍郎周嘉謨見老領導很不高興，心里叫苦不迭。

        其實左戰之所以不讓楊漣入閣參政，也是忌憚他的脾氣，將來一旦君臣不和，自己難免會背上殺功臣的罵名。雖然他很理解朱元璋當年為何要成千上萬的斬殺官吏，可他更想學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盡可能讓他們善始善終。

        有了楊漣的教訓，左光斗、徐光啟不再說話，韓熀卻早已按捺不住自己的小宇宙，起身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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