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面帶猶疑。文人相輕，自古皆然，對這篇搶了他“位置”的文章，他其實是懷了幾分挑剔的態度的。就算他現在還沒有寫出《琵琶行》，但他對自己的詩文是有信心的。

        可是，這篇《故都的秋》，他從未見過此種寫法。

        “細究文章風致，確實源于宋玉‘悲秋’，又含有賞味之意。觀其文句，多為俚俗之辭，卻暗藏雅人深致。明明是新文學之形式，卻有舊文學之韻味，郁達夫所寫，莫非是過渡之章？”

        他的看法和先輩褚遂良不謀而后，卻在其上又更近了一步。

        白行簡聽罷若有所思：“這新文學的寫法，與兄長作詩之旨似乎暗合？”

        作為弟弟，白行簡當然知道自家兄長要求作詩使“老嫗能解”的主張。

        白居易頷首：“此種行文，確實更為易懂，但如此文章，與政教之用有何關涉？”

        受杜詩的啟發，他愈發認同《詩經》與漢樂府之辭中的怨刺篇章，上次水鏡結束后，他重讀各篇，并與元微之探討商議，逐漸對新樂府運動之旨有了較為完善的思考。

        詩文都應當諷喻現實、針砭時弊，郁達夫此文感秋意，述秋懷，卻不過是嘲風雪、弄花草的篇章，即使老弱婦孺能解，與現實的聯系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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