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主要的是這種小傷害放到派出所里，正常解決方式里都有雙方私了這一項，只要受害人不一口咬定要公事公辦，自己賠他點醫藥費、誤工費什么的，雙方在和解書上一簽字，就不能進入公訴流程了。這可是公事公辦的辦案流程，誰也說不出什么來。

        那個小偷會往死里咬自己嗎？百分百不會，他咬了自己非但沒啥好處，還等于是得罪了公安口的人，這個麻煩老掛在身上很致命。像他這種小偷小摸每年不去派出所幾次都算工作不認真，一旦被公安口的人盯上，小事兒也得變成大事兒，他干嘛要頂這個雷，那個女警察又不是他媽。最終的結果說不定他都不會要太多賠償，這頓打就算白挨了，怪只能怪不長眼惹到了天敵，算是業務不精、工作失誤。

        這算貪贓枉法嗎？也不算，這一切都是擺在明面上的，沒有什么背后交易，現實就是這樣。如果連這種事兒都得進入司法訴訟流程，那各地公安局的編制還得擴大好幾倍，否則人員不夠用。不光人員不夠用，看守所也得擴建一大批，要不抓來的人總不能全押在派出所里吧，派出所里也沒地方，而且也不合法。

        當然了，如果洪濤不明白這些東西，那個小偷也沒有顧慮，這位女警察又非得少一事不如多一事，那洪濤這個被告還就真當上了，多少也得去看守所里住十天半個月的。不過一開庭，還是緩刑賠錢了事，浪費了一大堆公共資源，結果還是一樣的。

        嚴格執法是一種美好的愿望，想要實現這個愿望，要有很多前提條件的，不是喊口號那么容易，需要牽扯到方方面面。別的方面都不說，你就問問警察們樂意每天滿大街去抓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兒不，他們的工作已經都滿負荷了，再給他們加這么多工作量，鐵人也扛不住。

        從抓一個人開始，在派出所里就得審訊、做筆錄、寫案件經過，把一切有可能出紕漏的地方都想周到，以免辦案出現偏差，這才能往分局看守所里送。到了看守所這一套還得再來一遍，確認沒毛病了，往檢察院里送材料準備提起公訴。到了檢察院里，這套流程還得來一遍，人家也怕里面有失誤失察的地方，這才能到法院。

        你說你一個人的事情，這幾套流程走下來，得浪費多少人的時間和精力？光寫材料的紙就得費多少？這些都是錢啊！一個人好辦，全國十億人都這么干，每天得出多少起類似的案件？這可就是天文數字了，誰來為這么多耗費買單？把稅收再提一倍恐怕都不太夠用。

        而得到的結果呢？對社會安定并沒太大的幫助，抓起來的人里絕大多數都是和洪濤類似的普通人，既沒有很大的社會危害性，也沒有很強的破壞性，無非就是腦子一熱或者多喝了幾杯。但是把他們抓進去關幾個月半年的，再出來可就不是這樣了。他們的工作肯定沒了，生計說不定也沒了，去什么單位都不要。他們還有一家子人要養，讓他們怎么活？活不下去的人會干什么？

        這些負擔等于又扔給了社會，反倒比抓他們之前對社會危害性更大了。所以說，嚴格執法這件事兒不能光從法律一個角度單獨考慮，它是有很高執法成本的，而且還得搞明白執法的目的是什么，不能只為了說著好聽、聽著解氣就去干。

        有人說用高罰款來代替監禁，一次就把人罰怕，讓他下次再也不敢沒事兒就沖動了。沒錯，很多國家就是這么干的，這等于是提高了犯罪成本，方向是沒錯的。但是大家想過沒有，在我國目前的環境里，這種方式能行得通嗎？這種罰款由誰來監督？如何確認每筆罰款都是合理合法的？怎么杜絕有些執法者的執法行為是對的？難道再建立一支龐大的監管隊伍？

        答案就是沒轍，只能這么湊合維持，能勉強維持就已經不錯了。這就是現實，要想改變，不光要從上到下的徹底改變，還得有合適的外部環境和以百年計的時間來支持。等這些條件都滿足了的時候，還得看大多數人有沒有這種改變的意愿，目前看來，這些條件一個都不具備。

        “這是我的工作證，看清楚就別廢話了，等把他送到醫院檢查完之后你們就和我一起回所里，我就不信治不了你！”要不說洪濤這幾天運氣背呢，他又判斷失誤了，至少在這個女警察身上是這樣。人家非但沒買他的帳，反倒急眼了，從上衣兜里掏出工作證往洪濤手里一拍，臉都氣紅了。

        “哎哎哎……警察同志，您先別急，我看這事兒就算了吧。我們倆其實就是因為一點小事兒起了口角，這位小兄弟脾氣也急了點，下手也有點重。不過我倒沒什么大事兒，讓他把看病的錢付了，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吧。你們警察工作也挺辛苦的，咱們幫不上忙也不能給您添麻煩啊。兄弟，你說呢？”女警察這一急眼，洪濤還沒說話呢，前排的那個小偷就忍不住了，好嘛，真要去派出所啊，咱和那個地方犯相啊。

        “得，算我對不住您了，您看三百塊錢夠不？我一個月就掙四百多，今天剛月初，您多少給我留點飯錢唄。”洪濤并不想和這個小偷糾纏下去，本來就是為了出口氣，沒想到事情有鬧大的可能，現在趕緊就坡下驢吧。

        內容未完，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