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他一定對約翰的某個弱點了如指掌！”

        “除此之外，他也十分清楚，以約翰的身份，就算失蹤，他的手下也不會選擇報警。這點，跟比爾案完全一樣。”

        “綜上所述，兇手的控制欲非常強，心思縝密，步調謹慎，但同時又透出強大心理的挑釁。”

        “再來講講第二點，仇視。當然，我們對社會關系的摸排，還沒有發現什么有價值的線索，無法完全確定為仇殺。但我所說的這種仇視，不是受害者與兇手之間有直接的仇恨關系，而是一種映像的仇恨心理。就好比，我仇恨富人，而這個人是富人，所以我同樣會殺了他一樣。”

        “我懷疑，比爾案是兇手第一次作案。比起復雜的作案手法，他更傾向于一擊必殺的勝利。所以選擇對象是體型相對瘦弱，自己比較有把握的比爾。之所以說仇視，是在他對比爾的襲擊上。”

        “棒球棍襲擊后腦勺，在那樣強悍的力道下，三四下比爾就已經身亡。可他并沒有停止，據法醫報告，兇手至少擊打了二十多下。”

        “就算在過于興奮的狀態下，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但二十多下絕對可以稱得上是故意為之。他狠狠地擊碎了比爾的腦殼，宛如打爛一個西瓜。”

        “而約翰案同樣，兇手深深地抓住了對方的弱點，利用這個將他玩弄于鼓掌之中，看著他在絕望中一點點毀滅，這其中同樣蘊藏著深厚的仇恨。”

        可這樣的說法并不能讓亨利信服，他覺得道格拉斯的分析帶有太強的個人色彩，根本不足以將兩個案件并立。

        亨利抱臂，冷淡地提出自己的質疑：“道格拉斯，你的分析很‘精彩’，簡直宛如故事般引人入勝。但你要明白，我們面對的是現實，不是夢幻。”

        “我就只需要說一點，就能否定你的全部猜測。在比爾案中，兇手沒有留下任何可疑的痕跡。可是在約翰案中，卻留下了足以證明他身份的證件和殘留著藥物的酒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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