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名濤搖頭道:“你也不必旁敲側擊埋汰軍門。軍門銳意進取,衙門里張羅開了無數事務,人手不夠,咱們當下屬的,也得體諒一二。”
路行云拿過水袋“咕嚕咕嚕”喝了一大口,酣暢淋漓,說道:“話是不錯,若不是軍門鐵腕,早前對付闖賊的那一役,怕是兇多吉少。”說著,話鋒一轉,“只要能殺賊安民,多苦我也不在乎。只是咱也得替自己考慮,走前軍門千叮嚀萬囑咐,務必要說得瑞王相助,誰想瑞王卻是個一毛不拔的鐵公雞,只肯撥出幾百兩銀子,我等回去,如何交差?”
郭名濤聞之,沉默無言。孫傳庭為了擴軍,對于糧草軍費的搜括力度很大,其中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向分封陜地的各個藩王宗室乞求助餉。西安的秦王就在眼皮底下,被孫傳庭日夜催逼,好歹拿出了不少財產資軍,同時又派人前往距離稍遠的平涼韓王、漢中瑞王等處。而這郭名濤與路行云哥倆,就是被孫傳庭委派前去漢中瑞藩府交涉的。
明代藩王們在洪武時期具有極大的權利,尤其是軍權。明太祖朱元璋設立親王護衛,每個王府都有護衛都指揮使司,編制規模較之普通衛所,有過之而無不及。親王若委任到地方,基本上是軍政一把抓,充當方面主帥。
靖難后,明成祖朱棣著手大規模削藩,以解除藩王軍事權利為核心,諸王權利一落千丈。雖然他在位時尚有許多藩王依然保留有王府護衛,但隨著后來告發藩王案件的不斷增加,皇帝們還是逐漸加緊了對兵權的控制,到了明宣宗朱瞻基任內,通過征調王府護衛、恢復府軍衛所、著力削弱楚秦等強藩之類的手段,徹底收回了各地藩王的兵權,使他們都不再擁有獨立的武裝。王府內屬官,也從一開始的武多文少上升到了文官占據壓倒性的數量優勢。
有明一代,雖對分封各地藩王的忌憚顯而易見,但歷代君主囿于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并沒有最終決心消滅這個階層。藩王們就像是籠中鳥,享受著錦衣玉食的生活,卻無法飛出籠子一寸。
實質上,這些藩王除了行動受限,并在軍政方面沒有發言權外,能干的事也為數不少。對于宗室內的禮儀、秩序他們都很有發言權,甚至能夠干預到太子的選立、新皇的登基事宜。同時,他們也有權利對本地區的軍情、政事進行評論,直接上奏皇帝,甚至有時連奏請官員任用、為官員請功進爵這樣的事也能摻一腳。
至于財政方面,那可算作是藩王們最有用武之地的范圍。他們通過繼承、接管、購買或接受饋贈乃至強占等方式大肆擴張名下田地,這個數目是驚人的。比如河南福王,莊田二萬頃,地跨河南、湖廣、山東三省;長沙吉王在湖廣有地七八十萬畝,占長沙、善化兩縣耕地總額的十之四五。連奉國將軍、鎮國中尉這種級別的末枝遠親,也少說占有以千頃計的膏腴土地。最直觀的表達來于清初汪價所言“莫中江先生嘗云,中州地半入藩府”——即河南近半耕地都在藩王名下。
藩王們既有資本,便開始抬高地租,并與地方官勾結,壓榨百姓,“日事敲補,從為取盜,百姓鬻妻賣子,賠苦不前,鳥散鼠竄,相率逃亡,木樓、萇村一帶,空無人煙矣”。除此外,他們兼營商業,任意哄抬物價,尤其是福、潞、德等強藩,取得了食鹽專賣的權利以及運河沿線的漕運周轉,更是素無忌憚,瘋狂牟利,獲益億數。比起這些“珠玉貨賂山積”、“擁貲數百萬”的各地藩王們,整日價叫窮的中央朝廷顯得狼狽而又可笑。
不過,在擁有了雄厚的經濟實力后,不少藩王也沒有一味驕奢淫‘逸。無論是出于自保的考慮還是本心向善,也有好些個藩王主動拿出資產賑災、助餉、獻助或是自辭宗祿。也正是因為有著較多的前例,孫傳庭才會對陜西這些財大氣粗的王爺們寄予厚望。
只可惜,瑞王的慳吝還是出乎了郭、路二人的預想。在見識過瑞藩府里窮奢極欲、無數徒附后,他們想破腦袋也想不出,瑞王的這區區幾百兩銀子怎么拿得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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