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南方實際上的清田進程比楊倫預計要慢，但是看楊倫遞回來的奏折，鄧瑛發(fā)覺湖北一代已經(jīng)快被楊倫翻出底子了。再南下，即要入江浙。

        浙江和湖北的情況不大一樣。

        湖北雖然有荊國公這樣的國親在，但這些人只是場面嚇人，實際上是沒有實在官權的太平富貴門戶。

        浙江的則更為復雜。

        何怡賢雖然不是浙江人，但時任浙江巡撫的陸通，當年入仕的時候，被白煥等人鄙棄人品和學識，一怒之下，走了何怡賢的門路。沒想到還真的走通了，后來一路官運亨通，成了要害之地的封疆大吏。

        而楊家自己的根基雖然在浙江，但楊家的老爺子一直在觀里修煉，早就不理家務了，由著幾個不讀書的紈绔子弟，仗著楊倫在內(nèi)閣的地位，和官門做棉布生意。楊倫離得遠，一年到頭過問不到幾次，家業(yè)之下，到底有沒有吊詭的隱田，楊倫自己也不知道。

        他要動其余人的吊詭田1，便要先辦自己家。

        這已經(jīng)很難了，再加上有地方大吏的掣肘，稍不留意連性命都有可能被坑害掉。

        鄧瑛記得，五月底的時候，南方曾傳來一個消息，說楊倫在南下浙江的船上失足落水，后因驚風，病了一場。后來楊倫親自上書皇帝，說只是謠傳。

        對楊倫而言，清田是一鼓作氣的事，再二衰，三而竭。

        他無論如何也不肯因病被調(diào)回京。但他未必不知道，此次落水是有人刻意謀害，就像鄧瑛和楊婉皆深知，鶴居案背后的人，也像何怡賢一樣，盯緊了這一本就要到底的《清田策》。楊倫不會對這些人留余地，他的道理是光明正大的，放在司法道上，也絕對說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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