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刑之下她痛到極致，渾身扭曲，四肢百骸皆在顫抖。

        從表面上看，她和其他的女犯一樣，羸弱，怕疼，兩三鞭就足以逼出她的哭聲，逼得她不斷地求饒。

        然而即便如此，她卻一刻也不肯松懈精神，拼命地維持著理智在受刑的間隙與他周旋，甚至時不時地，找準機會反客為主向他發問。

        此時回想起來，張洛甚至覺得，她當時根本不是因為害怕才求饒，她只是在向他要開口的余地而已。

        那場原本該由張洛掌握的刑審，最后莫名其妙地變成了楊婉的一場陳述。

        在張洛掌管詔獄的這幾年，那還是唯一的一次。

        她的確沒有任何一刻屈服于刑律，反而不斷地利用著刑律，利用張洛心里的準則，逼他放棄對她的刑審，而后又逼他刑審自己的親生父親，逼他內觀，逼他捫心自問，到最后，甚至逼得他開始懷疑自己堅持了近十年的觀念。

        鄧瑛說，他很仰慕那個女子。

        “仰慕”這兩個字，張洛此時也覺得有一些意思。

        “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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