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婉閉上眼睛，想起了她在師姐的手記里看到的那一段文字。

        “當時的皇帝，也只是把這個人的身體當成了一個有罪的符號，用極刑向世人宣告，他對閹黨的態度，明示宦官團體的卑賤，昭示皇權對宮廷奴婢的絕對控制。他們在宮城的門前處死鄧瑛的時候，或許沒有一個人想得起，這個慘死的閹人，曾是這座皇城的建造者。”

        有罪的符號，對閹黨的態度，絕對控制。

        楊婉想著這些詞，心肺上忽然傳來一陣劇烈的疼痛。

        這一段沒有寫進嚴肅學術論文中的文字，似乎反而切中了鄧瑛命運的要害。

        楊婉摁住自己的胸口，扶椅坐下。

        她的手觸碰到了她長年隨身的筆記，她索性將它取了出來，攤翻于膝。

        這本筆記，她寫了三年。

        之前那本《鄧瑛傳》耗費了她將近十年的青春，其間她不斷地修正史料的對應，斟酌言辭，可謂嘔心瀝血。而這本筆記，相比之下就像一本零碎的流水賬，其中夾雜著她對這個時代，尚未成熟的看法，即便如此，其中的每一個字，都是真實的第一手的資料，它記錄了鄧瑛刑余之后的三年時光，記錄了纖細優雅的內廷生活，也貞寧末年，復雜的官場傾軋，慘烈政治的實相。對比《鄧瑛傳》的內容，楊婉大部分的考證都是對的，但是她沒有看到貞寧年間的人心。她原本以為眾人愚昧，不識鄧瑛之賢，可此時看來，人心未必愚昧。

        歷史唯物主義曾不欺楊婉。

        這并不是“人”的問題，這是社會形態與階級結構的問題，一切皆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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