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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周后，文冬瑤提出要回學校復工。

        “我總得面對。”她說，語氣平靜，卻不容置疑。

        走在熟悉的校園林蔭道上，感知系統過濾著初春微涼的風、學生們喧鬧的談笑、遠處球場的哨音。一切都無b清晰和熟悉。她能分析出空氣中花粉的種類和濃度，能捕捉到五十米外兩個學生的低聲耳語，但這種超常的感知，讓她覺得十分新奇。

        來到社會學系的辦公樓，走廊里偶遇的同事先是驚訝，繼而紛紛露出關切和歡迎的笑容。她一一得T地回應，感謝他們的關心，解釋自己“恢復良好”。沒有人看出異樣，她看起來和平時毫無差別。

        走進那間出事的教室，她靜靜地站了一會兒。

        那兩名爭執的學生被輔導員帶來，低著頭，滿臉愧悔和不安，向她鄭重道歉，解釋那天之后他們都受到了處分，也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沖動。

        文冬瑤看著他們年輕而懊惱的臉。沒有憤怒。她甚至能平靜地分析他們當時的腎上腺素水平、辯論中的邏輯謬誤，以及沖突升級的非理X因素。她接受了道歉，語氣溫和地告誡他們學術爭論應保持理X，并鼓勵他們繼續深入思考那些有價值的議題。

        &光透過窗戶，在講臺上投下明亮的光斑。她緩步走上講臺，手指拂過光滑的木質表面。這里曾是她思維的戰場，是她試圖向年輕一代傳遞關于“人”之理解的場所。

        她抬起頭，目光仿佛穿透墻壁，看向虛空中那些曾讓她和學生爭論不休的問題。其中最核心的那個，再次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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