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人正低著頭，手里執著一支筆，似乎在批閱什么文書。他的動作很慢，一筆一畫都寫得極為認真，仿佛完全不知道有人進來了。

        沈鶴洲站在門口，渾身濕透，水珠從他的衣擺和袖口滴落，在干凈的地磚上匯成一小片水漬。他不敢動，也不敢出聲，只是站在那里，看著書案后面那個人。

        他認出來了。

        裴宴瘦了。七年前的裴宴雖然清瘦，但骨架寬大，穿上官服之后顯得威儀堂堂。現在的他比七年前更瘦了一些，顴骨的輪廓更加分明，眼窩也更深了。他的頭發還是烏黑的，看不出白發，但鬢角處似乎比從前薄了一些。他穿著一件半舊的鴉青色常服，袖口挽了兩道，露出一截瘦削的手腕，腕骨突出，青筋隱約可見。

        他老了。不，不是老了——是倦了。

        那種倦意不是寫在臉上，而是滲進骨子里的。是他微微佝僂的脊背，是他握筆時微微顫抖的手指，是他眉心那道越來越深的川字紋。像一把被反復淬火的刀，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內里的紋理已經被歲月和操勞一點一點地磨碎了。

        沈鶴洲的眼眶忽然就熱了。

        他以為他會恨裴宴的。恨他不告而別，恨他七年不聞不問，恨他把自己像一件物品一樣收養了又丟棄。他以為他會在見到裴宴的時候，把所有積壓了七年的怨懟和委屈都傾瀉出來，質問他為什么，憑什么，你怎么可以這樣對我。

        可是他沒有。

        他看見裴宴瘦了，倦了，眉心多了皺紋，手腕細得青筋凸起——他的心就像被人攥住了一樣，疼得他幾乎站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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