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諾適時助力，跟著說道：“我們新文化運動不僅能破壞封建偶像、毀壞腐朽思想和廢棄貴族文學，還能在這基礎上破而后立，以我們雜志為船，德先生為舵，賽先生為指南針，就算是濃霧我們也能將其驅散，迎來一片新的藍天。”

        李先生說道：“術業有專攻，剛好《新青年》宣傳德先生，而《國民》雜志宣傳賽先生，雙管齊下必有奇效，用內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學問，豫才不必如此悲觀。”

        事實上，關于德先生和賽先生的面世和討論還要等到兩年后的1919年的《本志罪桉之答辯書》才出現，如今雜志言論的重心還在文學革命，大家對德、賽兩個的概念理解還比較初級，看樣子甚至有點對立的意思。

        面對這種有些點歪歷史的情況，程諾趕緊出面說道：“凡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說明的都算是科學，研究、說明一切學問都應該嚴守科學方法，比如豫才兄研究金石碑帖自然需要一定的科學依據。”

        “科學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是僅僅指自然科學而言，也就是《國民》雜志正在做的事，廣義的科學指的是科學的理論、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過程，社會科學也是科學......”

        引經據典，甚至拿身邊人開涮，讓在場的眾人都明白了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內涵，無形之中已經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骨干之一。

        臨了，陳先生熱情道：“致遠啊，你這一些話讓我等醍醐灌頂，讓我們的運動有了完全的自覺的意識，你看這樣行不行，你把你這套理論整理一下，到時候和新版的橫排雜志一塊出版，放到頭版頭條。”

        沒等程諾拒絕，又拉著魯勛的手說道：“豫才啊，作為我們新文化的干將，你可不能再藏拙了，怎么樣，要不要和致遠爭一下，我剛看他剛才拿你說笑很開心嘛。”

        魯勛臉上露出一絲笑容：“我從這些歷史里看到了兩個字——吃人，從大家這里又看到了兩個字——希望，致遠的話讓我也受益匪淺，今晚回去我就提筆出征，征出個朗朗世道來。”

        陳先生環顧四周，開懷大笑：“好啊，那我就提前把花凋酒給大家溫上，讓我們旗開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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