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福建當地不管是優良的蠶種，還是絲織業的熟練工人，乃至蠶桑產業鏈的各個環節，都擁有非常豐富的資源。而這個時代同樣也遵循了有錢就好辦事的規律，駐廣辦只要肯出錢，為大本營完成這一任務并不是什么難題，所缺的不過是合適的時機和渠道罷了。

        而這個“永豐布行”的出現，倒是正好迎合了駐廣辦眼下的實際需求。施耐德立刻讓何夕寫了約定見面的回帖，然后把于小寶叫了進來，讓他把回帖送到對方那里。

        第二天傍晚，“永豐布行”的廣州掌柜果然就坐著小轎來到了位于廣州城外的駐廣辦所在地登‘門’拜訪。之所以選在駐廣辦而不是在廣州城里選一處酒樓飯店，施耐德等人對此也是有所考慮的，這一是秉承著推廣“海漢先進生活方式”的原則，盡可能讓客商直接接觸到駐廣辦想要在大陸推廣的各種商品，比如玻璃餐具、文具、衛浴設備、化工產品，乃至菜肴中所添加的各種勝利港特產的香料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在突出海漢生活方式與大明的不同，而這些不同所體現出的海漢優越‘性’足以吸引大明士紳去模仿，進而達到商品和文化輸出的目的。

        其二，在駐廣辦內會見客人，也可以免去隔墻有耳之嫌。經過了昨天書局開業的大出風頭之后，“海漢”這個名號幾乎是一夜之間就在廣州火了起來，民眾們發現原來前幾個月在廣州市場上賣到絕版的各種新奇的海貨，便是來自“海漢”這個從未聽說過的新商號是的，絕大部分廣州民眾還只是將海漢人的出現當作了一個新商行入駐本地，這個新商行除了有很多新奇又貴重的玩意兒出售之外，似乎與其他商行也沒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別。于是各路商家都紛紛出動，希望能夠與海漢方面聯系上，讓自家也能加入到海漢商品的銷售渠道當中。

        第三，這樣做也是出于安全考慮，參考了蕭良和虞堯兩名軍警部成員的意見。雖然駐廣辦現在加上民兵在內也有十多名武裝人員駐守，但如果成員需要進城，那就必須得有軍警人員跟隨盡管施耐德和何夕對此都不以為然，他們在第二梯隊到來之前經常都是一個人在廣州城內到處‘亂’竄。但蕭良和虞堯還是堅持了按照規章制度辦事，特別是晚上如果要在廣州城內過夜，那至少要有兩名以上的安保人員隨行，并且作為一二把手的施耐德和何夕不能同時在廣州城內過夜，必須至少留一人在駐廣辦以備不時之需。

        于是出于種種的考慮，最后駐廣辦也就擔當起了主要的對外接待任務。好在此時駐廣辦的改造工程已經完工，來客倒也不會看到什么‘亂’糟糟的情形了。

        施耐德和何夕在接到通報后，一起到院子大‘門’迎接了這位“永豐布行”的掌柜。除了“福瑞豐”的人之外，這也是駐廣辦成立之后第一位登‘門’造訪的客商。

        雖然離接到對方的拜帖僅僅只過了一天的時間，但何夕還是設法從某些渠道打聽到了關于這間布行以及這位掌柜的一些信息。

        “永豐布行”的根基在杭州，據說是當地的五大布商之一，當然了，這個時代的布商的生意范圍也包括了其他的紡織品在內，并不僅僅只局限于棉布。事實上根據何夕收到的小道消息，這些大布商在當地都擁有相當面積的桑田和雇傭的蠶農，也就是說他們手中所掌握的可不僅僅是銷售渠道，而是從生產到銷售一條龍的完整產業鏈，而這正是駐廣辦所感興趣的地方。

        這位姓馬的掌柜年過四旬，雖然不是布行老板的本家，但據說也跟大老板沾親帶故有些親屬關系。這個時代的連鎖生意基本都不會擺脫家族經營的模式，特別是派到外地的這種坐店掌柜，如果跟大老板沒點血緣關系的人，是很難得到足夠的信任去坐上這個位子。

        “永豐布行”在廣州城里開著一間不小的鋪子，主要是出售松江布和杭州、泉州兩地出產的綢緞制品，針對的客戶也基本是以社會中上階層為主。而在此之前，“福瑞豐”為穿越集團所采購的大宗貨物中，紡織品特別是綢緞制品，有相當一部分的貨源都是來自于“永豐布行”這些綢緞運回勝利港之后，基本都用在了制作火炮使用的定裝火‘藥’包上。

        執委會所奉行的商業談判方式，一向都是在酒桌上進行幾個負責對外事務的執委都是久經考驗的酒場老將，都喜歡先將對手灌個半醉再進行談判，這樣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施耐德也是其中之一，當初李奈第一次到勝利港的時候，施耐德就是酒桌上的主力之一，而這也間接地造成了之后雙方簽訂的合作協議中存在著大量對“福瑞豐”不利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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