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來說，拉法耶特因為參與了美國的革命而在法國贏得了崇高的聲望，美國的起義成功也讓他感到飄飄然，他以為理想可以輕易實現，結果卻被現實狠狠地教訓了一番。

        他想要以立憲革命來挽救國家，結果以國王為代表的舊制度，容不下他這個“叛逆”；而被激發起來的第三等級，又嫌他不夠“革命”，最終落得里外不是人，英明盡喪。

        直到1797年，雅各賓派們紛紛被送上了斷頭臺，法國的秩序重新開始穩定之后，拉法耶特被遣送回到了法國，這時候他不再具有操縱政局的影響力，只是成為了普普通通的議員，國家大事再也跟他沒有了關系。

        而這個務虛的角色反而更加適合拉法耶特，接下來的30年里，拉法耶特就以議會為舞臺，唱盡了高調，也在歷史轉折的每一個關頭上都留了名。

        1814年，正是他在議會當中帶頭向拿破侖發難，說了“法蘭西已經為您流夠了血，絕沒有任何對不起您的地方，現在大家已經受夠了，請您退位吧”之類的話。

        盡管他的話其實并沒有錯，但拿破侖到死都沒有忘記這件事，他還在遺囑中專門列了一條，故作大方地怒斥了拉法耶特，“在法蘭西仍物力豐盈的時候，遭到了兩次不幸的入侵，其后果應歸咎于馬爾蒙，奧熱羅，塔列朗和拉法耶特的背叛。我寬恕他們－﹣愿法蘭西的后代也如此”。

        1815年之后，他又堅持自由主義立場，反對波旁王朝的白色恐怖和嚴厲清算，他要求維護人民的自由權利，并且為此和保王黨們打了多年的嘴仗；

        而在1830年之后，奧爾良公爵篡位上臺，并且才用了拉法耶特衷心期盼的君主立憲制政體，他對此大加贊賞，稱贊七月王朝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完美的政體”。

        每一次，時局都不由他創造；但每一次，他都能夠在時局當中留下自己的印記。

        他的支持者們認為他站在“善”和“正確”的那一面，寬容開明，是溫和的人道主義者；而他的反對者們則認為他唱盡了高調，享盡了大名，卻在一生當中毫無建樹，只是個嘴炮分子，一旦讓他去做什么他就幾乎全搞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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