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世界線中，從1769年到1848年的近八十年間，西班牙人和之后的墨西哥人采用廣建傳教村的方式來同化原住民，其實是相當有效的——

        原住民的的確確學會了農耕、放牧、建筑、紡織、做手工、講西班牙語和崇拜上帝，在加利福尼亞大地形成一個個自給自足的近代型社會，可謂脫胎換骨。

        而建立傳教村的第一步，便是要將原住民聚集起來，建立村鎮。畢竟分散的狩獵采集村社難以管理，必須集中；并且因為總有原住民厭惡全新的生活方式，方濟會的傳教士們往往要設立嚴厲的規矩，嚴防原住民怠工、犯罪或逃跑。

        有如此直接的經驗可供參考，鄭克殷自然沒有必要重新制造輪子，從零開始制定全新的策略，但這意味著要一定程度地否定鄭克臧的殖民理念。

        先司長對澳龍人的社會文化高度尊重和包容，基本不打算直接、粗暴地加以改變，而只是派遣殖民司官吏指導他們原地種植、筑屋，將原來的村社變成圍繞在殖民城市之外的小型村鎮。

        不過一件意外之事，打破了鄭克臧的習慣做法，給鄭克殷帶來了他想要的經驗。

        那便是馮、劉一派占取金門之后對耶藍社、巫犁社和掃宋社三社澳龍人的驅逐。這三社澳龍人，被合稱為“南遷三社”。

        鄭克臧接納了南遷三社的社民，直接安置在圭谷城內與城郊近處，這幾年間三社社民的漢化速度明顯快于在村社原地接受教化的其他番民，基本與漢民無異。

        這種安置教化方式的效果很好，漢番各族之間建立了深刻的友誼，漢人平民甚至會為番人朋友出頭而得罪權貴，便是足以管中窺豹的一例。

        現在圭谷城的發展已經大體穩定，那么殖民建設的重點也很明顯了——合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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