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后世可見的京杭大運河才算徹底確定下來，直到新中國建立，運河依舊保持著現在的河道，再未改變。

        實際上，迦運河的開通，基本上解決了黃河水患對漕運的阻礙，用清代治河專家、河道總督靳鋪的評價說：“有明一代治河，莫善泇河之績。既避黃河之險，又資泉湖之利”。

        綜觀明代圍繞山東南部的治河保運，朝廷大臣在主張上形成兩派：即“借黃行運”派與“避黃行運”派。

        977求降

        “避黃行運”派的主張從翁大立、傅希摯、舒應龍、劉東星、李化龍等人的議奏中，已看得比較清楚。

        主黃派以潘季馴、萬恭、常居敬等為代表，他們認為當時的根本問題是黃河，只要集中全力把黃河治好，既可以使百姓擺脫黃禍，又可以借黃行運。

        潘季馴在萬歷年間開始嘗試用束水攻沙法，治理徐淮黃河的成功經驗證明，黃河淤塞運道問題是可以解決的，而不必分散力量再開新河。

        在“泇河之議”中，以潘季馴為代表的主黃派反對開泇河。

        在泇河開通之后，他們又認為開挖泇河是不成功的，嚴重貽誤了對黃河的治理。

        雖然泇河開成以后，泇河經常河淺沒水，而到夏秋就受沂河、武河和京河的山洪沖擊，出現大量淤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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