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的事安定下來之后，鄭克殷便也有空閑為更長遠的工作提前做個準備。

        這一工作，便是他計劃當中教化番民的第二階段任務：改變觀念。

        要做到這一點，扶桑殖民司要做的不是像美國、加拿大或澳大利亞曾經那樣，試圖靠“寄宿學校”來強制同化——這很容易激起番民的不滿與反抗。

        畢竟任何人都不可能輕易聽從別人的話徹底放棄自己本族的語言、神話、傳統和風俗習慣。

        盡管鄭克殷有意模仿原世界線中西班牙為殖民加利福尼亞而廣建傳教村、迫使原住民皈依天主教的做法，但具體到改變觀念的工作，鄭克殷有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計劃。

        接下來的幾日，回到殖民司的書房之后，鄭克殷不斷地翻閱書典，又取了紙墨做了許許多多的草稿，大體有了一點初始的思路。

        相比于改變生活的工作，改變觀念的工作自然要難得多。畢竟前者只需要主動形成漢番混居的格局，教導番民耕種、建筑、紡織；而后者卻要求拿出足夠吸引人的思想甚至故事，以有效的方式向漢番眾民傳授。

        對于中國古代的文人而言，最理想的狀態，當屬于令所有番人都熟習四書五經，番人的孩子與漢人的孩子一樣每日坐在書塾之中，傳出朗朗的讀書聲；而成年的番人則正衣冠，吟詩書，出口便是“子曰”，言行舉止皆符合綱常禮制。

        但來自現代的鄭克殷恰恰知道愈發趨于保守的儒學已經不再是有利的思想，反倒是壓抑人性，阻礙創新，越來越死板地遵行祖宗之法而拒絕任何變革，制度變得僵化，科技不再進步。

        “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可不只是停留在紙面上的口號，而是果真如魯迅所說的那般“吃人”！

        與之相對，歐洲人正是在這一時期追求變化與進步，取得越來越多的科技成就和制度創新，最終將滿清甩開一大節，最終于公元1840年以至為殘酷的方式打破天朝上國的美夢。

        鄭克殷既是清楚地“開天眼”知道這些事情，自是不希望把這套思想上的枷鎖也套在番民身上。

        盡管明鄭勢力出身中土，但實際上在很多方面的思想與滿清是不一樣的，比如滿清固守土地，明鄭卻開拓海洋；比如滿清重農抑商、閉關鎖國，明鄭卻積極地與洋人展開各種各樣的交流，既交戰，也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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