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惜民力遷都洛陽，那是為了弱化關隴集團對朝廷的控制。了解隋唐歷史的書友都知道有個關隴集團，這個龐大的集團勢力有多牛逼呢？老大宇文泰是北周的開創者，楊忠是隋文帝楊堅的父親，李虎是唐高祖李淵的祖父，獨孤信是人類歷史上最牛逼的老丈人，其長女是北周宇文毓的皇后，四女是李淵的母親元貞皇后，七女獨孤迦羅是隋文帝的文獻皇后。此外，唐初的尉遲、長孫家族和戰神李靖都出自關隴集團。

        修建京杭大運河，這條運河現在還在造福人類呢！除此之外還興修水利，在他治下中原地區基本沒有大的洪災出現。三征高句麗雖然都失敗了，可為何后來李世民、李治都要傾國力去消滅高句麗？不是南棒子那個高麗！道理誰都清楚，沒有他的三次征討估計中原王朝的大敵就不是突厥了。再說他除了征討高句麗，還在西北滅亡了吐谷渾，在西南干掉占城，東南跨海降服琉球，在北方碾壓契丹。

        在治國方面，楊廣在大業元年就推行科舉制度，大業三年頒布《大業律》，這是《唐律》的父輩，在中國法制史上是顆璀璨的明珠。觀文殿里的藏書多達三十七萬卷，他組織編寫的《長洲玉鏡》、《區宇圖志》等，比明朝《永樂大典》要大，比清朝《四庫全書》要全。

        這兩位皇帝都是歷史上的另類，很多書友也喜歡把他們比作穿越者。其實不然，他們只是那個時代的精英，想做其他人不敢做的事情，他們雖然失敗了，但這些改革卻被延續下來，比如從唐朝以后科舉制度成了取士的唯一標準，新中國成立后將土地收歸國有。

        那么問題就來了，為什么同樣頂層的智慧，做同樣的事情，會有不同的結果？其實就是范景文說到的體統，這個體統在封建社會叫士農工商。

        士，就是官僚體系及勛貴集團，寒窗苦讀或為功名，或為利祿，天下學子趨之若鶩。這個階層有固定的特權和寄生能力，朝代更迭，但很多名門望族卻依然枝繁葉茂。

        農，就是從事農業勞作的群體，需要承擔沉重的賦稅和徭役，勞作到死也不過是為了養家糊口，正如張養浩所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農民的社會地位雖然比匠戶和商人高，實際上生活的最苦的。

        工，就是匠戶，皇帝建宮殿、造陵墓需要泥瓦匠，社會修路架橋也需要工匠，后期手工業的發展對匠戶的需求急劇增加，出現用工荒的局面，需要安置大量流民來補充這個階層的勞動力。

        商，就是從事商業活動的商人，他們倍受朝廷的盤剝和社會的擠壓，但在利益的驅趕下熙熙攘攘。商業本身是貨通有無，這是損有余補不足的天道，但商人奇貨可居，盲目追逐利益，為富不仁。

        士農工商是每個封建王朝的社會秩序，敢挑戰這個秩序的都沒有好下場，雖然這些君王都有雄才大略，可為什么都失敗了呢？究其原因是沒有理清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

        當前明朝雖然出現資本主義的萌芽，但整體的社會生產力還不具備打破這個體統的條件。雖然左戰掌握一定的現代知識，但要想帶領明朝走向世界的頂端，就必須正視這個體統，通過局部的調整促使生產力的發展，反過來再去完善生產關系，否則便會重蹈王莽、楊廣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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