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什么都記得。

        記得那個人手掌的溫度，干燥而溫熱，像冬天里煨在爐邊的陶壺。記得那個人身上淡淡的沉水香氣，不是熏衣的香料，而是常年批閱奏章時，墨汁里摻了沉麝，沾在指尖袖口，日積月累浸出來的味道。記得那個人坐在書案后面，微微低著頭，燭火將他的側影勾勒成一幅剪影，眉骨的陰影落在眼窩里，像遠山含黛。

        記得那個人叫他“鶴洲”時，聲音低沉而平穩，像深冬里敲響的一口古鐘，余音裊裊，在胸腔里回蕩很久才肯散去。

        那時候他六歲。

        六歲的沈鶴洲被從江南沈家的老宅里接出來，一路舟車勞頓，被塞進一輛四面垂帷的馬車里，晃晃悠悠地走了將近一個月，最后從一道他叫不出名字的側門被領進了這座城池。他記得那天的長安下了很大的雪，他縮在馬車角落里，手腳冰涼，嘴唇發紫，不敢哭，也不敢問。

        有人掀開了車簾。

        冷風裹挾著雪花灌進來，他打了個寒噤，抬頭看出去。

        然后他看見了裴宴。

        那個人站在雪地里，穿一件玄色的大氅，領口處露出一圈白色的狐裘。雪花落在他肩上、發上，他也不拂，只是安安靜靜地站在那里，像一株長在深冬里的老松，沉默、挺拔、不言不怒。

        他看見馬車里縮著的那個小小的孩子時，微微皺了皺眉。

        那個皺眉的動作，沈鶴洲記了七年。不是厭惡，不是嫌棄，而是一種極輕極淡的……心疼。像是看見了一朵被風雨打蔫的花，不聲不響地皺了一下眉，然后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把它攏進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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