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這是“成功經驗”，艾格隆自然也毫不客氣地吸收參考了。

        但是，參考并不意味著刻舟求劍的照搬，“政治”是有時代特點的。

        歷史上的拿破侖三世，在他蟄伏時期的年代，法蘭西已經不是被波旁家族同時，而是進入了奧爾良家族統治的七月王朝時代，奧爾良家族以王室小宗吞并大宗，本身在“道德合法性”上面就及及可危，為了給自己的統治找到合法性，奧爾良家族標榜自己走中庸之道，既不激進也不保守，同時試圖討好保王黨、帝國派和共和派等等政治勢力，更加宣稱要保護每一個社會階層的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需不需要階級調和”已經不需要爭論了，拿破侖三世只需要證明自己比奧爾良家族更加愿意、也更有能力搞階級調和就可以了。

        同時，在那一段時期，經過了0-40年代一系列革命，原本歐洲各國沉悶的群眾又重新被點燃了，不光是熱血激情的大學生們，就連一向對政治非常冷漠的小店主、商人群體，也積極地投身于政治當中，要求擴大自己的政治權益其直觀的表現就是爭取投票權。

        英法普就成為了這一輪政治狂潮的典型代表，其結果就是英國發生了席卷全國的憲章運動、法蘭西出現多次街壘革命。而普魯士，則誕生了《來茵報》和它那個最著名的編輯，最終以1848年席卷全歐的革命狂潮作為結尾。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拿破侖三世不必費心跟別人論證社會主義好不好，他只需要論證自己想要的社會主義才是最有可能實現的就行了。

        而艾格隆現在面臨的局面卻大為不同。

        現在是189年，整個歐洲剛剛走出戰火，大革命的火光被刺刀所熄滅、歐洲被神圣同盟的枷鎖捆住，而人們也在連綿不斷的戰爭當中筋疲力盡，幾乎喪失了對政治事業的激情。

        在這種普遍性的情緒之下，想要照搬拿破侖三世的經驗自然是完全不可行的，恰恰相反，如果艾格隆自己鼓吹社會革命的話，反倒會讓他陷入被神圣同盟所痛恨的境地，也得不到廣大人民的支持。

        對于這群劫后余生、對宏大理想已經毫無熱情的人民，艾格隆講那一套思想并沒有太多意義，想要打動人們，他必須去講更加實際、更加貼合每個人自身利益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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