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治家們最終形成了兩個方案：第一方案是嚴刑峻法，通過極為嚴格的法律來恐嚇底層，窮人稍有犯罪就會被判重型或者苦役；英國人還在1834年通過了《新濟貧法》，將尋求社會救濟的窮人塞進勞動教養院隔離，用繁重的勞動來防止他們“危害社會”。

        第二方案就是大力擴張殖民地，然后將他們眼中“多余”的貧民直接流放到殖民地當中。這個年代的“開拓殖民”絕沒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因為氣候和水土不服，再加上政府疏于管理，所以這種強制移民的死亡率極高，不過對政府來說這反正都一樣，只要自己面臨的壓力減輕了就行。

        相對于冷酷無情的政治家們，一些社會活動家倒是慈悲很多，不少人蕩盡家財建立社區，希望以自己的方法來帶動赤貧階級，幫助他們脫貧致富，不過他們大多數人的努力都失敗了，被當成了“空想社會主義實驗”；而另外一個英國人馬爾薩斯則直接很多，他認為人口過度繁衍會擠占社會資源造成饑荒，而他的支持者們則更進一步，認為赤貧階級的無限繁衍會帶來“過剩人口”，進而摧毀社會秩序，所以應該想方設法幫助底層節育。

        總之，在這個生產力開始飛躍、現代道德卻還沒有成型的年代，社會文化對底層冷酷無情，哪怕一個人因為貧苦因而凍餓致死也會被視作天經地義；正因為如此，為了尋求精神慰藉和社會救濟，在陷入赤貧的勞工階層當中，宗教熱情反而重新高漲了起來，因為教會多多少少還有一些基層組織力，還能夠對教友們進行最低限度的救濟。

        所以，在啟蒙時代被嘲笑、被蔑視的基督教，在這個時候又悄然重新占據了人們的心靈，保守主義重新回潮，對于這些被社會拋棄、壓榨的人們來說，這是他們唯一的精神支柱了。

        而歐洲各國的統治階層們也非常樂于看到這種思潮，因為宗教天然就是統治者的合作者，是緩和社會矛盾的利器，所以各國政府和教會的聯系又重新變得緊密起來，就連法國在19世紀的時候也多次頒布法律，允許教會人士來承擔公立教育，直到19世紀末期的第三共和國才終于實現了政教分離。

        在艾格隆提出想要去東城區巡視的時候，市長最初是反對的，因為他不想讓陛下看到自己治下的城市的負面形象，也擔心有什么人會借機在陛下面前“抹黑”自己。

        然而在艾格隆堅持之下，他也不得不順從了陛下的愿望，于是在他的陪同之下，艾格隆這一行人就一起穿過了各處的街道，來到了東城區當中。

        為了擔心有人鬧事，市長事前也發布了通告，在陛下巡視時，整個城區內的所有工廠放假一天，之后還將會免費給居民們贈送面包和糕點，而這項獎勵，比羅馬王本身更加能夠挑起居民們的歡心。

        雖然已經輕裝簡從了，但是在衛兵、警察和官員們的簇擁之下，這一支巡視隊伍仍舊排場浩大，而相比于在市政廳和富人區受到的熱烈歡迎，此刻迎接艾格隆一行人的居民雖然多，但都只是帶著看熱鬧的心態遠遠旁觀，并沒有對少年人展現出熱情的期待。

        對他們來說，無論誰坐在了王位上，都不會給他們艱苦的生活帶來什么改變，所以只是為了面包和糕點的份上看個熱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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