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銳莞爾一笑，此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歐美有些迷信，總是幻想照搬照抄一些條例制度，瞬間扭轉政治局勢，實現國富兵強的目的，當下笑著問道：“趙兄是哈佛法學博士，以趙兄看來，法律制度能在國家中起到什么作用？”

        趙天麟微微一怔，倒不是問題深奧，而是太過簡單，他并不認為何銳連基本的法律制度概念都不知道，便試探著問道，：“請何兄指教。”

        “從政治經濟角度來看，我們一般用法律或體制工具實現三個目的：其一，對國家社會財富按照一定規則進行分配；其二，為全體國民提供基本的政府公共產品服務如國防、治安、醫療、教育等等；其三，為國家社會秩序運行所產生的成本進行攤派。”何銳嚴肅的說道：“所以它本身無所謂救國救民，它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趙天麟大為驚訝，這套理論與當前的法律界的公平正義理論認知頗有差異，但又很有見地，不禁追問道：“難道何兄以為，我們不應該制定一套法律制度，實現公平正義以及推動整個國家興旺強盛嗎？”

        “誰的公平？誰的正義？”何銳一指窗外：“每天早晨，天津租界工部局會派人從街上收拾尸體，少則數十具，多則上百具，在上流社會看來，此事稀松平常；但在貧苦百姓看來，這可是個人吃人的世道。”

        趙天麟頗為尷尬。

        何銳笑道，“所以我說趙兄，既然談法制，就得先談是誰的法制；既然要談救國，恐怕先要搞清楚救誰的國，若是連趙兄這樣的志士都對天津的路倒尸熟視無睹、習以為常，這個國不救也罷。”

        趙天麟怔怔地看著何銳半晌，臉色來回變幻，終于嘆了口氣，勉強說道：“那以何兄之見，當下的中國該如何是好？”

        何銳此時平復了情緒，“辦法自然有。中國所需要的法制當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核心目的，去除生產者身上的束縛。而為實現這個目的，則又必須優先解決生產資料重組與國防安全問題。”他指著窗外的那座教堂尖頂，“不清掃那些地主劣紳和買辦，不打發我們的列強朋友走人，不論什么法律制度都是沒用的。”

        趙天麟有些猶豫，“難道沒有更和平更寬松的辦法嗎？何兄，無論如何，暴力總是……總是……不好的吧？”

        何銳微微一笑，這是當前中國知識分子的通病，“何某選擇從軍，就是因為如今的中國，有些事情已經無法用嘴、用筆來解決了，想來華盛頓、克倫威爾應該和我的想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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