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銳有些愛莫能助，“東京必然成為日本地區的金融中心。但是上海，廣州的金融地位是由其地理因素所決定。這取決于現實的商業需求，不由我們來決定。”

        石原還是不死心，就提出了1個假設，“老師遷都的決定我非常贊同。不知道老師如何定位中國的京城？”

        “以現在的地理位置來說，京城會是1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如果想讓京城的經濟中心地位再次提升，那就得至少40年后，中國的新能源得到突破，黃河恢復成為1條穩定大規模的航道，至少5萬噸的大船能夠從黃河口逆流而上，抵達京城的碼頭。除此之外，大運河得重新挖出來，5萬噸大船從京城的黃河碼頭轉入大運河，向南直達長江。兩萬噸的內河船舶北上抵達北平。在那之前，京城能夠利用本地的資源和人口成為輕工業中心，食品加工中心，以及科研技術中心，就是京城以及直隸的上限。”

        聽到如此冷酷現實的分析，石原也知道沒辦法為日本爭取更多，便不再就這個問題進1步討論。至少何銳對日本的金融并不苛刻，接受了東京成為東亞1個金融中心的地位。

        “老師，我們可以就日本現在國民的生活必需品的配給需求與中國政府談判么？”

        “我覺得你可以把思路打開1些。今年日本就可以完成700萬噸的大米供應量，加上1部分勞務輸出人口離開日本，日本國民可以天天吃上大米。我們不會要求日本每年必須進口多少大米，隨著日本大米產量的提升，你們的進口量自然會降低。連我們中國都得考慮農產品進口量對國內農民的影響。你要知道，現在法國政府1個勁的表示，他們可以將中南半島上的大米向我們輸出。”

        石原微微躬身，“感謝老師對日本的體量。”這份心情不是假裝，而是發自內心。石原作為日本共和國的內閣總理，日本農村收入是天大的事情。現階段想兌現日本共和國政府對公民的承諾，讓日本國民都吃得上大米，就必須進口糧食。

        隨著日本農業產量的增加，就要減少糧食進口。如果日本國內糧食價格因為受到進口糧食的沖擊而出現暴跌，農村人口收入暴跌，日本經濟就會發生動蕩。

        想不出問題，就需要非常嚴肅又細致的管理。其細致度甚至得做到如何銳所說，連日本民眾對大米的口感的需求都要考慮進去。關于口感的事情看似有些滑稽，其實非常嚴肅。譬如，進口的某種大米完全符合日本民眾的口味，日本政府就得考慮改種這種大米。這就牽扯非常多的問題，第1個問題就是，這種大米在日本能否種植，產量如何。

        如果這種大米在日本沒辦法高產，那么就只能對其進口進行嚴厲的限制，甚至拒絕這種大米的進口。

        這都是當年何銳還在讀軍校的時候，與石原閑聊，談起的1些社會精細化管理的內容。在兩人都是軍校生的時候，石原雖然覺得這話很對，卻也只是知道。當石原當上了日本共和國總理，才發現精細化管理是良好運營經濟的基礎技能。那真的是1點都不能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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